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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知识精英有关政治的知识呈“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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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n娱乐平台,当前知识界有种现象,那就是但凡有专业的人都试图将自己的学科知识作为议论和评判政治的标准。但问题是,很多人关于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判断都是一错再错,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关于政治的知识实在太少。正因如此,笔者认为知识精英们在谈论政治时应该保持审慎和低调。

作者简介:陈明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杨光斌 (进入专栏CMD体育平台,)  

政治其实是关于国家变迁的学问,即使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人类依然不能有效地回答国家兴衰的奥秘。我们关于国家的有限知识是,政治是“国家”的代称,国家权力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社会权力和作为上述权力关系总和的政治权力,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因素都是政治的基础或者说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倒是古人一开始就把握了政治的本质:政治是共同体的善业,即关于国家的整体性事业。这也就是政治学一直被称为“国家学”的原因,政治学也是最古老的学说,有人类共同体就有如何治理的问题。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科际整合的体现之一,既吸纳了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对于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本文从历史与政治、规范与经验、文化与权力、时间与结构、逻辑与证据五个方面讨论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脉络、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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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代以来,作为“国家学”的政治学开始分化,首先分解出经济学,继而又诞生了社会学。仅这三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还不够,三大学科又被肢解成各种零散的分支学科,彼此门槛很高,壁垒森严,结果学者变成了井底之蛙,各学科的人对于作为“国家善业”的政治的知识都是碎片化的,基于此,关于“国家”命运的判断自然是不可靠的。历史学如何呢?要说历史是关于一个国家变迁历史的研究,似乎更能整体性地把握国家命运。但是,历史学离不开观念学的历史观,即国家历史的记载都是经过观念过滤的,企图发掘历史“真相”只不过是另一种观念化努力而已。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但是,历史本身并不是“答案”,历史学也不能提供“答案”,否则各个国家也就没那么多麻烦了。

关 键 词:政治史/文化/权力/时间/结构/逻辑

    

“拿来主义”更使中国社会科学先天不足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地方国家制度的一项非常试验”(12JJD840001)的阶段性成果。

   全社会都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政府作用的负面清单制度。也就是说,此轮改革以"减法"为主,即大力压缩政府的职能,培育市场的主体化地位。但是,很多人似乎在疑惑,在政府做减法的同时,在政治上做了"加法",建立了集权化的党的领导小组,那么,更多的中央集权如何能建立分权的改革?中央集权如何能推动旨在保护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改革?笔者在几个场所的演讲中都会被问及这一问题,也经常听到这样的担忧。在很多人看来,就形成了所谓的集权的同时搞分权的悖论,似乎难以搞分权化改革。

除了学科视野的狭隘性让人们习惯于盲人摸象,更严重的是,近代之后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出现了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二元对立世界观,比如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民主与专制、集权与分权,等等。二分法根本性掩盖了政治的复杂性,哪个国家的政治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作用?哪个国家的现代性政治离得开传统?哪个国家的民主不需要集权?在国家治理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民生是政治的根基,不懂经济不懂民生,事实上也就失去了谈论政治的资格。在二分法的政治观那里,政治学所谈论的种种制度和观念都不过是政治的表层现象。

一、历史与政治

   我认为这是典型的思维上的误区,这个误区来自将集权与分权二元对立化;而二元对立思维的原因是政治学界的责任,即对集权、分权等基础概念的研究或介绍不到位;对基础概念研究的缺失又是因为对国家权力结构的共性研究不够,以及对人类制度变迁规律的选择性遗忘。

无论是世界观问题还是学科专业化问题,都有违政治的本来面目:政治乃治国之道。作为治国的学问,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民生,这是政治的根基。自由、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障都是政治,但根本的政治还是民生性的工作机会与社会保障,没有民生的自由毫无意义。美国人深谙此道,一方面对外大谈自由与民主,但两百年来面对不断的国内危机,其应对之道总是经济的和民生的,少有政治制度上的革新。相反,苏联试图从政治制度层面解决自己的危机,结果一劳永逸地葬送了自己。

在古典公共生活研究中,政治与历史是不分的。亚里士多德比较古希腊不同城邦社会及其体制之优劣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讨论罗马共和国创建与暴力专权关系的《论李维》,熔政治与历史于一炉,向来被认为既是政治学的经典,也是历史学的名著。在中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直是历代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不朽格言,说一部《资治通鉴》是治国理政的最好的MPA教材,亦绝非虚言。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历史讲述的不过是政治的故事,政治上演的其实是历史的剧目,政治与历史的前世姻缘,落实到言说和书写上便是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正如布伦纳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①

   基于"改革60条"文本,我用"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来概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5大要素:国家有能力、政府有作为、法权集中化、权力有边界和权力受约束,其中有集权也有分权。"有限政府"是政治学上一个老概念,西方国家和很多发展中的代议制民主都称自己是"有限政府",即权力有边界和权力受约束。但是,一个共同的教训是,有限政府如果没有国家能力,美国就变成了一个办不成事的"否决型政体",而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有民主而无治理。

深受二分法认识论支配的社会科学在西方本来就已经走上了歧路,在中国更是先天不足。社会科学在中国也就是一百年的事,发展的主旋律就是“拿来主义”,结果中国社会科学却“没有中国”。这决定了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水平不高,很多学者必然要用一些不伦不类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中国变成了理论的试验场,结论是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悲哀。

不过,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体制的发展和形成,此前并无学科分野之讲究的政治史研究逐渐被人们归入历史学领域,虽然政治史担着“政治”二字。政治史研究的科际归属所以具有历史学的身份,首先是因为历史学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阵容强大的成熟的学科,而政治学作为从历史学(以及伦理学和哲学这样的传统学科)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学科,不过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②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在历史学家那里,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所谓政治史即政治的演进史,在内容上多归为君王史、宫廷史、帝国史或统治史。直到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立尤其是科技革命和大众民主兴起之时,这种政治史等于历史的局面才有所改观。正因如此,20世纪中期以后政治史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政治学而是来自历史学内部。其中,历史学年鉴学派倡导的人类生活总体史研究成为强劲的主流,在这一主流推动下,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研究由此兴起,以国家典制和精英活动为主线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开始动摇。不仅如此,70年代以来,挟后现代主义之力,史学的另一支新旅——新文化史也逐渐大行其道,同社会史一起,进一步分割和夺占政治史的领地。所有这些都是历史学内部的“抗拒与变迁”的双重变奏(借用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叙事之说)。不无有趣的是,这种抗拒与变迁客观上给政治学的进入提供了机会——史学界许多学者指出,社会史、文化史的“碎片化”和“地方化”的叙事,毕竟代替不了政治在跨地区和跨领域层面的基础性综论,社会史、文化史的“专业化”和“去中心化”的取向也无法割除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同政治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发现,政治史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政治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意识到政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具有支配性的变量,如何通过运用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将之引入“历史的秩序”和“秩序的历史”中来思考和处理的问题。③

   但是,如何理解"国家能力"与"有限政府"的内在一致性而非悖论关系呢?中国社会科学严重滞后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不能形成基于自己经验的理论。这是高标准的要求。低标准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科学的既有成果并不十分了解。结果,人们总是靠想象、靠直觉去评判中国政治和社会。几对关于集权与分权的概念长期以来被选择性遗忘或忽视,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评判。

知识精英应认识到自身“博学的无知”

事实上,在重构政治史的呼声中,政治的维度在新兴的研究题材中得到了关注和强化。历史学者承认,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诠释还是要放到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差异而形成的权力关系中来考察;像诸如身体控制、集体记忆和对不同事物感知的研究,也渗透着对于不同的权力运作机制的关注。也就是说,在政治史面临挑战的同时,政治作为一个理解多种历史题材的意义的透镜,仍然发挥着不同寻常的作用。④这正是政治史得以重整旗鼓的基础和契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行为主义影响的扩大,政治史研究也开始力图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过去的政治活动做出解释。政治史进行自我调整和革新,既吸收社会史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视角,也接受文化史的把人在政治领域的“内在经验”视为重要历史事实的取向,自身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史向新政治史的转变。这个转变意味着,政治史研究不仅是属于历史学的,也是属于政治学的,不仅是行动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分支,也是统一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之中的研究领域,体现着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科际整合。这种科际整合从根本上来自政治与历史的传统的天然的内在联系,英国历史学家E.A.弗里曼如是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⑤事实上,在政治学中,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理论、韦伯的合法性理论,还是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蒂利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直至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分析,都是以探寻历史进程的方式对事件和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试图打通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壁垒的鸿篇巨制。政治史成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珠联璧合的典范。显然,关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关系,另一位英国史学家J.R.希里说过的一句话也相当深刻:“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的政治科学无根。”⑥作为现代科际整合运动结果之一而兼具政治学与历史学双重品质的政治史研究,由于附丽于源远流长的治学传统,吸纳了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它对于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研究,尤其是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而言,日益显示出广阔的前景。

    

社会科学的低水平进而助长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文主义情怀。宋朝以来,读书人开始以“王者师”自居,“以天下为己任”,以“道统”对抗“政统”。这种使命感固然可嘉,但也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傲慢,不但是对王者的傲慢,也是对百姓的鄙视。这种人文主义情怀到了近代就自然转换成自虐式激进主义,妖魔化祖宗,对“中国”失去了起码的敬畏感。即使到了80年代反思“文革”,思想的贫瘠也未能助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发展。

   一、行政性分权与市场性分权

由于社会科学的“去中国化”以及社会科学界整体水平不高,使得太多的碎片化或者根本不靠谱的知识在流行。比如,追求市场化就必然削弱政府的作用,把公民社会等于民主政治,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要自由要分权就反对集权,谈论民主只能说其好而不能说其问题,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经不起经验检验的似是而非的知识。以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碎片化知识来指导国家治理,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有能力的中央集权,自由和分权变成了地方豪强政治,这对草民是福还是祸?很多国家的政权是靠选举产生的,结果都是“无效的民主”,不能治理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更是非道德的,因为政府的天职就是治理。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者研究苏联-东欧改革时提出的分权概念,我认为对认识中国的分权改革依然有帮助。所谓行政性分权就是上级向下级让渡、下放管理权和事权。这样,行政性分权既包括中央政府向行政主管部门分权,更多的是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行政性分权的问题是,收放自如,约束性不大,既可以分权又可以随时集权。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的改革属于行政性分权,结果形成了"收放循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读书人以谈论政治为天职,但是因为受狭隘的、贫瘠的甚至是虚假的政治知识的支配,很多人所谈的政治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不然“阿拉伯之春”怎么会变成“阿拉伯寒冬”,理想中的“自由民主”怎么变成了普遍的无效治理乃至国之不国?这并不是说不能谈论政治,但是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政治知识的局限性乃至“博学的无知”,必须承认自己之所见不过是管中窥豹,从而做到能审慎地谈论政治。对于富有人文主义激情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敬畏“中国”、审慎的低调本身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市场性分权是指改变权力性质的分权,更多的是所有权和产权意义上的改革,即从国家所有或国家所有制一元化改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或多种所有制平等的产权变革。相对于行政性分权,市场性分权更具有根本性和不可逆转性,因为任何正常的国家都不会随意侵害非国有的产权和权益。很明显,"改革60条"围绕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一种市场性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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